小时候喜欢陪长辈去药铺抓中药,去中医药铺就像去糕点糖果铺一样令人愉快，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入医院的那种白色恐怖。镶满小抽屉的药橱里似乎藏着秘密，各种植物种子、果实、草叶、昆虫让人与自然亲近，草药的味道温和友好，不像咄咄逼人的消毒药水那样怯于呼吸。郎中开了药方交给抓药的伙计，伙计先是在桌上摊开几张黄色的方形纸，手持一个象牙白杆的精巧小称，从药橱的抽屉里取药，逐一倒在黄纸中间。药材取全后将纸四角向中心折叠，屋梁上挂着一个线轴，白色的棉线从空中垂落于手边，顺手扯下棉线捆扎，包扎好的中药包和糕点的包装竟然是一样的，总是抢着去提药包。回家后守在炉灶前看大人拆了药包，将药倒进黑砂罐里熬煎，草药在水里咕嘟冒泡，空气里升腾起姜黄色的雾，一股草药的味道像是澡堂子里的暖气柔柔地将人包围住，我眯缝着眼睛用力嗅着那股药香，那味道让人仿佛走在煦阳照着的田埂上。总觉得药汤应该香醇可口，吵着要尝，大人用筷子头沾一点在舌尖上，苦！让人好生失望。可是临到自己生病了，大人却不带到中药铺里抓药，而是去医院挂号，吃着无趣的白色的药粒，或者在恐惧中挨针打，问为什么不可以喝中药，大人说，好得慢，效果不好，而且药汁苦，你是喝不下的。现在回到老家，中药铺早消失了，私人诊所里全是买西药，即便专门去中医院看中医，那种让我童年心醉神迷的悬梁扯绳包药的方式再也看不到了，所有看病程序竟和西医一样，药也不包在纸里，而是野蛮地装在塑料口袋里。

前日去参观了上海中医大学的博物馆，对其陈列柜里古代的外科手术器物印象尤深，进过手术室的人都会对冰冷的手术器械不寒而栗，可是古代的这些什物精巧如女人头上的簪钗饰物，再加上年生久远，表面氧化后使这些锐利之物生出沉着古朴之态，无法将它与割肉剔骨扯上关系。以前中医大多有一手漂亮的墨迹，博物馆里陈列着数张明清时期的药方，用行草在纸上洋洋洒洒挥写，我想做这样医生的病人，为求他一手好字，也愿意多跑几趟诊所吧。里面有一个对联“但愿世间人长寿，不惜架上药生尘。”谦虚文雅得简直就是美好的祝愿。

看了中医博物馆，又勾起了小时候去中药铺抓药的回忆，不过瘾，便去图书馆里找一些书来乱翻，看到了费振钟这本《悬壶外谈——医学与身体的历史表达》。看书名，还以为是医学上一些悬而未决的稀罕事儿，结果一翻，发现这是一本有趣的随笔杂谈。费先生从事文学，但祖父、父亲皆为乡村中医，自小就读《黄帝内经》、扁鹊的《难经》，张仲景的《伤寒论》等古代医药书，写这本随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中医少年时代那点旧姻缘”，好巧，我读他这书，也正是为了回味童年时代那些美丽的旧事。

中医与其说是在治病，不如说是在潜移默化地强化中国的生存观念和价值目标。现在纯粹地按照西医去审视我们的身体，便会觉得好多古代传统文化中习俗都莫名其妙。中医不是严格按照病理学的逻辑和科学理性来谈医学的思路，它受阴阳五行之类的玄学影响，夹杂着很多传奇、神话，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让我着迷。

中医药材来自于自然界的植物花草鸟兽虫类，采草药和文人士大夫游山玩水、亲近自然的经历差不多，都喜到人迹罕至之处。李时珍写下《本草纲目》，这本书给后代的启示不仅仅是一个医药丹方大全，我们往往忽略了它也是一本户外冒险家游历山川奇景的探险日记。中医自然而然与山川地理、风物习俗结合在一起，很多文人士大夫不仅精于诗词绘画，同时也通晓医术。中国文人士大夫对药物从一开始就有偏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就是调制“毒品”的仙儿。道家内丹与外丹的修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医药物的一种实验。诸如王羲之、王维、李白、白居易、苏轼、张岱这些文人士大夫都痴迷于丹方草头药，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从事道家炼丹术。费先生在书中说“他们关注的不是本草学知识，而是自然与生命的某种真实状况，关注药物怎样使人的身体与自然保持平衡与同一的先天关系”。

中医对药物的研究，乃是“格物致知”的典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其实更侧重于探讨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生命如何能像生生不息的自然那样长盛不衰。中医不仅是在治疗身体疾病，更是在弘扬自然之道。它运用的主要是经验型思维，不是从知识体系上创造医学之“学”。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没有走上西方那种科学实证的方法之路，而是通过本草学知识去谈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在揭示人身体的真相，不如说是在探讨自然真相，以此来追思人生的况味，探索宇宙的本质。中医追求的是功能性的存在，是关系，而不是具体的病灶。比如经脉学说和解剖学说，西医学中的解剖可以剥离最微小的细胞，但是无法解剖经脉。因为经脉是依据生命而存在，是生命的气息，是一种感觉形式。

文人士大夫好中医，除了受天道自然观的中国哲学思想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

中国文化所塑造的乱世良医，暗含与当权者的对抗的意图。不拘守于成法，自创奇方的说法更多地是文化精神所需。比如扁鹊在群雄争霸的时代，不单在医理，他“医之至道在人”代表的是医学的人民性，在东汉画像石刻上，他被塑造成为一个手执针石为人治病、半鸟半人的神人；华佗被曹操收编为私人医生，却不甘于失去自由，遭到曹操的杀害。张仲景用《伤寒杂病论》实践的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道德理想，战乱中大瘟疫的流行夺取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他是带着苦难意识写下《伤寒论》，费先生尤其提示强调它从苦难体验中滤析出来的对人的深邃认识和深沉关怀。之后的葛洪、陶宏景在东晋南朝三百年时间，开拓了一条医学养生道路，是对乱世之人的心理抚慰。孙思邈《千金方》不仅仅限于“方书之学”的革新带来的“医道之一大变”，而是其中深藏着积极入世、救济生民的意味。这些人成为医之圣者时，也不断地被后代复制和改写，我们只看到医术，忽略了他们当时在动荡的大历史背景之下那种最为宝贵的人道意识，专业化、技术化的现代医学淹没了他们在医术研究之下那颗人之为人的悲悯之心，正是还原到个体的人本身，才使得他们的医术经验独一无二。在书法界大名鼎鼎的傅青主，我们常常把他和赵孟頫放在一起比较，前者宁死不愿降清，以老病辞，书法有峥峥骨力，后者因为做了降臣，后人谈论其书法常讥讽其有奴颜卑膝之态，柔媚羸弱之姿，缺乏放逸之气。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品、画品和书品总是连在一起谈。傅青主在书法界鼎鼎大名，他还精通医术，在世留下了《傅青主女科》和《傅青主男科》两本医书。尤其是他对女科的研究，在礼教森严的古代社会，行为本身就是叛逆之举。傅青主的忧伤、孤独、决绝是乱世中的有志之士的慷慨悲歌，他不肯跻身与空洞无用的学者之列，也不隐逸于山林，而是行医救贫济世，游走江湖，以至于很多民间传奇和武侠小说都将他塑造成为武林侠客的形象。他的儿子傅眉也是著名书法家，父子两人手推药车，穿行于乡野小道，既标举了遗世独立的清高，又充满了对现世的关怀。费先生在文中称他为“经历了世事变革、人生忧患的文人，从‘以学行师表晋中’的世家子弟，到长久寄身土穴的治外之‘民’，由奇瑰深雄、慷慨悲歌之士，转向民间，转向土地和人民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精神风貌”。

费先生认为文人和中医相合，跟药名的文学意义有关。在古典诗词中，文人常常喜欢用药名入诗，最早的《诗经》里有谈到各种草名的诗，写到先民兴高采烈地采摘，应是与采集草药有关。而在后来“本草学”的相关医书中，除了记录其药性，里面往往有大量的人事关系的记叙，其间夹杂着民间传说与风土人情，“人文性要大于自然科学性”。中医的祖师爷神农，有关其“神农尝百草”这种献身式的传说，为中医奠定了人文情境，“两千多年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纯科学意义上的药物—植物学，同时也没有药物—植物学方面的自然科学家，只有文人化了的学者和著作家，以及他们对药物—植物的人文化的书写，这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而像“民间偏方”这种说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广为流传，尤其是西医无法治愈，家人就会转而求助于民间偏方。这里面夹杂着原始的民间信仰，所谓的奇方异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原始的“巫”的神秘主义魅力。中医的药物学更倾向于一种民间性，道家的“房中术”正是从中医阴阳调和的理念中来的。

中医里最让人着迷的是它的各种治疗的传奇说法。往往让名医按正规程序治疗却束手无策的奇难杂症，在稀奇古怪的民间偏方里却找到治疗奇效。“吃什么补什么”，中国人向来对吃有大胆的想象力，有时候在美食上挖空的心思堪比战术和酷刑，而在养生学上更是具有“只要敢想就敢吃”。看上去中医治愈过程缓慢，可是它的传奇却给它增加了叛逆和不守常法的个性特点，这也是古代文人热衷于草药丹方的一个原因吧。里面夹杂着情色（比如房中术）、忠孝伦理（比如割股疗亲）、愿望满足（比如吃鞭补肾）、巫术（比如死人枕做药）。怪病只要不生在自己身上，每个人听时都有快感。各朝各代的传奇、笔记小说、正史、野史里都有怪病的描述，而且个人身体的健康似乎也自然而然地与因果报应、命运逆转、王朝更迭、历史的大变动结合在一起，这无形中给中医也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费先生尤其注意到唐代容易生怪病，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道教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唐朝许多怪病的出现：什么和尚胸喉里生出一条两头鱼的怪物啦，崔先生的腹中爬出一条壁虎啦，书生乳头里飞出一只野鸡啦，商人手臂上长了一个人面疮，还能张口吃饭饮酒等等，简直夸张得令人匪夷所思，但最后归结到中医病理学上，无非就是阴阳的不调和，产生了热毒或者湿毒。还有一个恐怖而艳情的故事是：一个女人和丈夫合欢，结果丈夫当场暴毙。后来诊断得出，丈夫外出多年，女人常年守身导致阴气郁结，化为一条蛇藏在阴中，合欢时蛇从阴中窜出伤及丈夫。在公堂上，婆子取出了这条蛇。这样的怪异疾病乃是与天地造化、阴阳五行之理紧密相关，是“阴阳医”流布之下的必然结果。

费先生在书中谈到一个非常有意思观点“医者意也”。而这个观点也使得中医饱受怀疑和责难。各种医药奇迹的说法恰好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文人之口。文人谈论中医的玄妙往往甚于真正的行医者，因为身体、生命、自然这些话语权都在文人手中，生命的开启和延续也最能刺激他们的想象力。费先生这句话说得中肯，“古典中医来源于中国人的自然论思想，来源于古时学者对于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直觉观感，从其形成之初的基本理论框架比类立像看，可以说古典中医实际上是一种意象医学，因而它总是表现出感觉性、想象性、模糊性和不可知性的思维特征。……也许正是古典中医作为意象医学的思维定势，决定了“医者意也”在中医思想方法上的潜在作用。”我们在今天还听到类似的表述：你若选择中医治病，如果你信，就有效，如果不信，那就很难有效。《红楼梦》里王熙凤去探望生病的秦可卿，见其身子弱，劝其多吃人参补药，秦可卿叹息道：“医得了病医不了命。”她得的是心病。中医其实到最后不单是靠草药，也靠修心。苏东坡曾患眼疾，引出“翳中求明”的说法，他用参禅式的口气说单单治疗好红眼病不足以眼明，看清世间万物不只靠眼，更是靠心，中医里的“修心说”最终还是没有发展成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这种参禅式的说法将中医说上升到禅学，转向玄之又玄的生命体验里。

在中国画中，我们看到穿行于山林野壑之间的文人骚客常常会手拄一根拐杖，年龄也极少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俊才，大多数都是银发虬须的中老年男子。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遗世独立的隐逸之志有关，拐杖成为抑郁不得志的象征性佩饰，以便加强“独立书斋啸晚风”的文人悲壮情怀。在这本书里费先生却从病理学的角度提出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渡江南来的文人因为营养过剩大多数患上了脚气病，唐初名医孙思邈称其为风毒脚气，其症状发作时双脚忽然屈弱不能动，并且伴有全身性不良反映，相当于今天的痛风。这些北方文人起初把病因归结于江南潮湿的环境，原以为江南可以提供躲避乱世之地，却不想那双在北方健壮的脚到了南方竟然无来由地疼痛、挛痛得无法行走，而北方又回不去，不免感怀伤世，“反认他乡为故乡”的乡愁里其实还夹杂着长期被脚气病折磨的苦恼。但文人具有坚持游山玩水的毅力，即便是拄着拐杖，也要去感受松间明月、花落鸟啼。而游山玩水也使得他们被病痛折磨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因而“山水诗歌成为脚气病的代偿物”。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曾在《艺术哲学》里用环境和种族分析艺术图像的生成，那么费先生从病理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画人物形象也不无道理。人物拄着拐杖的固定肖像模式，与中国文化中的恋物有关，不仅在才子佳人的文学描述里出现头钗、玉佩等定情信物，文人骚客遗世独立的精神风貌在视觉图像中也往往靠一支拐杖、一把苍劲的胡须，这些“物”寄托着人的心情，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高度的精神隐喻。

中国文人的病不是一件坏事，它往往以孱弱的身体隐喻来对抗儒家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红楼梦》里那么多美人，宝玉独独最爱有病态美的黛玉，通篇读下来，作者很少强调她的病在生理上的痛苦，反倒有几分玩味的情致，乃至于生出自怨自怜的满足感来。比如小说中有一节写晴雯送手帕，林黛玉写完题帕诗句，“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魏晋时期的文人追求“秀骨清像”的风度，不惜服用药酒调制的“五服散”将身子弄得很赢弱。他们的病不是人生的悲剧，而是一件流行的风雅之事。费先生将这种病称为“雅病”。隐居称病同时也是婉言拒绝朝廷的最好托辞。病态和不同凡俗的文化意象就这么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古代画论里也可以找到相关例子，比如南朝宋的宗炳在《画山水序》里写作画的原因也是因为眷念山水，不知不觉人到暮年，身体多病，艰于行路，愧不能象神仙家那样凝气怡身，但仍坚持游览于石门等地，知其不可而为之，于是画像布色，创作山水画。他对老病的解决方法不是痛苦的吃药，而是创作绘画，这病生得“优容阔绰，反倒获得了特异的人生姿态，透出一股逸兴”，借“病”闹腾出一番雅致来，在真名士身上生出病来，“自有一段说不尽的风流”。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名为《中医，一场叫不醒的中国梦》，作者认为中医是愚昧医学，我不是学医的，也对医学没有什么了解，无法去深入争论中西医孰好孰坏。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争论中医的愚昧保守，而是在于失去了自身理论基础和文化立场的中医，的确在今天的中国是尴尬的处境了。自打从我小时候看病，家长就不再带到中药铺抓草药，更何况被权力和资本操控的消费社会呢？那种靠时间慢慢熬煎出来草药香的空气早已被呛人的消毒水覆盖，采草药的户外探险以及所带出的传奇冒险故事也被纤尘不染的实验室经验所替代，经历战乱和瘟疫而背负着苦难意识书写的药书被现实功利主义所淡化，即便是屠呦呦从中医药书里受到启发，萃取出了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也无法改变中医衰落的命运，中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