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物画一词对于我们来说，在今天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但它是一个外来词，古代中国并没有静物画的说法，按照描绘对象的类型，一般分为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小品画之说。而今天，静物画对我们，尤其是学艺术的同学非常重要，每年美术高考，色彩画，基本上就是静物色彩画。中西方对物的理解是有差别的，看西方绘画中对物质的描绘，内容侧重于物质属性，而中国古典绘画中，对花鸟虫鱼古玩杂物的描绘，更侧重于超越于物的人的精神因素。而今天，我们受西方绘画影响非常大，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或者是一个习气，是按照西方的物质属性的逻辑在走。这两年美术院校的毕业论文有大量谈“物性”的，比如雕塑专业，但基本上是按照西方那套对物质属性的逻辑思维方式来描述，比如质感、物质对象的表现力度、镜子般地反映视觉世界，镜像的追求，我们很少回到自身的文化逻辑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但今天不是作中西对比，我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下去可以作一个思考。

静物画的出现与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关。16世纪欧洲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阵营，荷兰共和国的独立不仅仅是政治革命，更重要的是宗教使然，当时荷兰属于尼德兰北部地区，尼德兰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地，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579年北尼德兰的七个省归属新教，组成荷兰共和国。加尔文教派成为荷兰共和国的主要教派，它提倡朴实、反对偶像崇拜。因为之前宗教极端奢侈，圣物器皿、教堂建筑闪烁着黄金宝石华美璀璨的光，教皇满手金戒指、情妇前后左右，开始出现教会腐败堕落，加尔文教派要回归到一种虔诚纯净的信仰中，只读圣经，不要装饰，甚至连绘画和雕塑都视为偶像崇拜，出现了大量的破坏圣像运动。以前艺术最大的订单雇主是教会和贵族，而新教不要偶像，与之相应的艺术也被排斥在外，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没有教会这个大客户，艺术主要以圣经内容的题材就开始发生松动。另外一方面，西班牙的王权取代了教皇，在16、17世纪海洋领域中，西班牙最强，它的无敌舰队到达的区域都是最广，在整个中南美洲活动，哥伦布发现美洲，就是从西班牙出发。艺术这个东西很吊诡，一方面，对于艺术家来说，它是一个精神领域的寂寞事业，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经济富有和政治强权又一定带动艺术，没有这两个基础，艺术很难发展。而尼德兰北部地区不是拉丁民族，人种都不一样，北部地区的人长年跟西班牙抗争，他们是务实的民族，土地不够就填海，也学习到了西班牙海洋的能力，发展了很多港口，比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发展出海洋的强权，荷兰经过80年的运动，终于成为欧洲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并代替西班牙成为世界强权。荷兰的船到了印尼、台湾，比如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受荷兰统治，红毛城、红毛港就是荷兰在台湾留下的遗迹。荷兰是第一个用商业的机构去统治世界，它不是用政治，而是用诸如东印度公司来统治印度、雅加达等地，用商业建立与世界的联系。所以荷兰的巴洛克和西班牙的巴洛克很不同，因为它的王权并不强，它强的是经济体制，它出现了最早的用集体的投资来做会社，比如一个外科医院专门开脑，由几个外科医生一起投资经营，他们让画家来做广告宣传，相当于商业广告画，把他们做外科手术的场景画出来，挂在医院外墙上，让公众看到产生信赖感。比如伦勃朗，艺术史上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师，但当时他23岁就是靠画这个出名、发财。今天在阿姆斯特丹美术馆可以看到脑科医生公会图，纺织公会图，像集体照，画面上的人物各自出钱，钱都交一样，没有大小，以前的画，比如委拉斯贵支的画中，国王一定安排在中间，但荷兰是集体组织公会，讲究平等，没有等级大小之分，笨一点的画家，一字排开，每个人的比例都一样，没有人抱怨，出现这种很特别的团体肖像画。但伦勃朗有自己独到的方式，他用光线来组织，变成一个舞台空间。他订单接不完，招收学徒，允许学徒模仿他的笔迹，他们一起合作，并在合作的作品或学徒模仿他的笔迹的画上签名。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个大房子，三层楼，现在还可以去参观，有一层楼专门放版画机，用版画的方式来印制作品。版画一个版可以印很多张，成本相对较低。当时荷兰的艺术兴盛到什么程度，最贫穷的住宅也要有一两张的绘画挂在墙上做装饰，哪怕是底层的劳工和农民，也都会主动买廉价的版画挂在家中，住宅里挂绘画成为生活的必须品。所以市场的需求引发专业化的分工，画种变得丰富：风景、人物、城市景观、圣经故事、静物、日常生活等等。技法在荷兰绘画中变成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因为技术人人都能懂，营销手段影响作品的技法，而不是风格。

维米尔的绘画，静物还从属于人物，不过静物在画面中已经表现得非常细腻精彩，可以跟人物平分秋色。维米尔很擅长使用红、黄、蓝三原色，他对色彩之间的平衡控制得非常绝妙。当时荷兰画家使用颜料也有价格和稳定性的选择，普通订单的颜料相对廉价，稳定性弱，比如像天青石这种矿物颜料，欧洲稀缺，往往是从中国进口，所以持有大面积天青色颜料画作的客户，往往来自于富有之家。维米尔的画作现存阿姆斯特丹美术馆的一共才三十多件，从史料上看到他的客户非富即贵，不可能采用廉价颜料，保存至今的画作色彩的光华仍如往昔。《倒牛奶的女人》红黄蓝三种纯色在画面上的面积几乎相当，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往往是今天的广告宣传要营造抢眼夺目的视觉效果，刺激消费欲，可是维米尔却用三原色营造出一种平实质朴的美。古典油画的酱油色调和谐均衡，或者增加色彩层次变化，或者通过补色调和。维米尔通常使用简单的颜色，来达到宁静含蓄的古典美，画面安静、温馨，反复地画房间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在过去的绘画题材中很少触及。女性读信，低头凝视的那一瞬间，也是他经常表现的题材。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女性美丽的时刻，但谁也不会否定低头阅读的姿态是一个很美好的动态，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范柳原对白流苏的印象，就是她低头那种东方女性的婉约。徐志摩诗里面也写，最是那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娇羞。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文化开放性的提示，就是家庭妇女都会阅读、交际，和外界的交流通过信这一个媒介传达出来，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可以想象，并不低，从她频繁的信件往来，并且成为绘画中一个重要母题，可以看出女性在社会里的自由程度。恋爱也很开放，因为这些信件也有可能是情书，写情书会导致文学情结的泛滥，因为要把最美好的词句献给心爱的人，可惜我们今天都是一锤定音，表白要么是短信，要么是当面，甚至不表白，直接牵手，多么缺乏想象力啊。爱情会让一个普通人变成诗人，电影《一件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就是邮差向聂努达请教，怎么写诗追女孩，他可能高中文化都没有，最后却写出了美丽的诗句。我们去读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一个马背上打天下的武夫，写的情书简直比画眉鸟唱得还动听。今天什么都快餐化，连人最深层的情感需求也变成了一种快餐式的东西，我们不得不为之反省。我们今天都没有文艺男青年，只有文艺女青年，很奇怪，八十年代的时候，都是文艺男青年，现在是女文艺小清新。这些现象都很有意思，做成文章页一定有趣。

维米尔如果只是表现一个家庭场景，一个温馨场面还不足以成为大师，我们仔细地看他的画，可以发现在平静的画面中，在女性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充满雄心和远方眼界的男性世界。比如读信的女孩背后常常会出现一张世界大地图，你就会联想，这封信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你会想到荷兰的海上航运，想到它驶向世界各地。一个女孩子在室内读信，背后却是荷兰扩张出去的强权大地图。他的画尺幅都不大，很精致，看似平实温暖的家庭场景里却时时透露出荷兰成为强权大国的波澜壮阔的雄心。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挂地图，也显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新世界的探求欲。

由此，再来看静物画中的炫富和海外扩张的野心。威廉·考尔夫的《静物:晚明瓷器》，将威尼斯的玻璃制品、一个中国青花罐子、一个荷兰银盘、一个地中海沿岸的桃子、一个削了一半的柠檬、一张印度花毯，堆放在木桌上，他用极高的技巧去刻画每件物品的质感。注意桌上还放置得有一块表，在后面艺术家的画中，我们会看到表作为一个符号反复出现。它成为时间流逝的象征，一种财富拥有者的骄傲，同时又有一种转瞬即逝的忧伤在里面。在荷兰餐桌静物画中，都有一种类似的构图，一张餐桌，一块褶皱的印度花布，桌面上的静物无序地排放着，并且都在桌子的边沿，似乎手指轻轻一触碰，就会杯盘狼藉地摔落到地面。画面的时间总是让人想到是盛宴之后，美食丰盛得几乎未动，那种溢出桌边始终营造出一种不安，这是17世纪荷兰人民精神状态的暗喻，享受富裕生活，而殖民、掠夺的暴行又在道德上忐忑不安。卡尔夫的画，就是荷兰和世界贸易的缩影。威廉凡·艾斯特《静物:猎具与猎物》，注意他画面中有皮肩带的天鹅绒猎包，上面使用的蓝色，这个颜色是用天青石矿物粉磨制的，天青石非常名贵，做成色料稳定性强，中国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从中国进口的。他在画面中用了这么大面积的天青石色料，拥有者一定是富贵之家，而大多数荷兰艺术家使用的都是相对廉价的、稳定性较弱的蓝色颜料。

扬•达维茨•德•海姆画面中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两只鹦鹉，一只是红色的巴西金刚鹦鹉，一只灰黑色的非洲鹦鹉，奢侈静物画的经典。

还有一种与奢侈静物类似的是餐桌静物。财富暴涨后的空虚，这些奢华的物品无序地堆放在一起，逼到桌子边缘摇摇欲坠，随便翻到哪一件，都会引起塔罗牌效应的毁灭。此类静物画有一种道德训诫的意味，暴富后穷凶极奢的堕落，让我们想起罗马后期，贵族躺在床上吃，吃到不能吃了，吃泻药排空后再吃的一种极端的、不舒服的享乐。还有一种狩猎后的收获静物画，画面中都是捕获的猎物，画得非常有现场感，死动物身体似乎还有余温。这类画背景画上了天空，可是天空乌云滚滚，似乎暴雨将至，与收获丰盛的猎物的欣喜形成强烈对比。我们很难不把它和荷兰海外殖民掠夺的历史事实和这些象征性的画面联系起来。荷兰民族虽然富裕了，但它还是常常自省，不忘时时刻刻用各种方式提醒奢侈享乐的恶果。加尔文新教提倡朴素，连偶像都是多余的，宗教信仰渗透到民间，对人性的非理性起着强烈的制约和警示作用。

因此，与奢侈静物相对，在荷兰出现了虚空派静物，以一种教化的方式传达着人生无常的信息。钟表、沙漏、头骨、有文字提示的书籍加入进静物画中。17世纪荷兰的学者对自然科学、解剖学的关注，头骨常放置在房间里成为智慧者的摆件，同时也是时间、死亡、短暂与永恒的象征。“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对于世间事物与美丽的庆祝，经常与对幻灭以及最终的无意义的认识联系起来。道德自检是荷兰思想的一个特点，生命短暂这一概念是它的中心。因此有大量的主题可以被解释为劝世说明。”

另外，还有一类花卉水果静物。加尔文教派反对使用绘画和雕塑进行宗教崇拜，神龛就空了，一些画家巧妙地把花卉静物安排在壁龛里，赋予作品许愿的特征，满足教民的宗教信仰心理。同时画面上的花往往是各个季节的放置在一起，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写生，对于购买者来说，冬季能拥有一幅生机盎然的花卉静物画，是一种心理满足，尤其是名贵花，比如郁金香非常稀有，画家就在画面中画大量饱满、沉淀的郁金香，就像我们今天买塑料假花一样，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替代品。

  这次正大喜马拉雅的荷兰静物画摄影展，是对17世纪荷兰静物画的致敬，它用挪动和戏拟的方式，用摄影的手段呈现。从展厅里的作品看，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去文学性”，17世纪荷兰静物画中的叙事情节、隐喻修辞、象征暗示的文学化表达，在这一系列的摄影作品中隐退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工业时代的冷漠、空洞，这些静物更像是橱窗里的展示品，那种与世俗生活的紧密联系在这里变成了一帧帧图像，肉眼所看到的自然，变成了机械之眼的人工制造。它让我们想到了20世纪初期，，由杜斯伯格、蒙德里安、里特维尔德所引领的荷兰风格派运动，讲究几何构成关系、纯色并置的明快、理性的、秩序的、刻板的现代主义风格。这个展览并没有刻意提出什么，也许呈现本身就是揭示问题所在。由矶崎新设计的正大喜马拉雅美术馆在外形上如同原始的洞窟，充满野性和神秘感，进入这座庞大的躯体，发现只是现代主义的方盒子披上了一件“增魅”的外衣。展厅里的作品闪着橱窗里奢侈品的冷峻光辉，它撕去了17世纪荷兰新兴资产阶级那种对新知识的渴求，对地理大发现的兴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只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和17世纪荷兰成为海上霸权强国那种对财富永无止境的渴求。精确的计算和冷漠的图像，它更像是“Dead Life”而不是“Still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