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陈君给我发来爱伦 坡《人群中的人》，坡的文字里总是透着绝望的寒意，他小说的人物总是抽象的，用象征手法去对应现代社会里产生的问题：老人总往人群热闹的地方走，他想以此来逃避孤独。古典主义的叙事方式往往“我”是一个全知全能，用上帝一样俯瞰的眼光看世界，“我”是没有问题的，而坡这里的写作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把主体的“我”也放入到了现代社会的问题里，“我”不是冷眼旁观者，而是更为严重的病人。在人群里逃避孤独的不只是这个老人，而是“我“这个尾随老人其后的无名氏。和“我”相比，老人的行为荒唐，却是有目的的，“我”只是一个闲逛者，一个自我放逐的边缘人，一个现代社会的“精神病人”。

坡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固定了悬念这一写作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现代文学开始倾向于取消叙事主体和结构秩序时，他强化了文学叙事的结构秩序。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永恒不是时间的无止境，乃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信念，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瞬间表象给我们带来的娱乐式的刺激和肤浅将是可怕的。坡没有盲目地摒弃掉另一半的永恒和不变，用悬念推理这种逻辑形式重审文学结构秩序的重要性，他也敏感到了现代工业对艺术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视觉震惊的重要价值，在写作中加入凶杀、死亡，营造迷局。本雅明评价说，这篇小说仿佛是侦探小说的X光片，最烦作案时留下的形象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单纯的骨架：追捕者，人群，和一个总是步行在伦敦人流中的不知身份的人。不知道导演诺兰的处女作《追随》是不是受到了坡这篇小说的影响，同样是在街头无聊地尾随他人，看似无关的两条叙事最后碰撞在一起，形成谜团矩阵。他的悬念是靠制造精致复杂的叙事结构产生，他后来的电影几乎都在娴熟地运用这种逻辑结构，而在人群中尾随另一个人的谜团意象却是坡所奠定的。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枝玫瑰》，当人们带着好奇心走进被艾米丽死封了十年的屋子，发现了床上艾米丽的爱人的干尸，呈拥抱的姿势，而旁边的枕头有人压过的痕迹。这篇小说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叙述始终是以“我们”的好奇心在叙述，平淡的生活让“我们”总期盼能来一点新鲜的刺激，当我们发现床上的干尸，“我们”并没有因为好奇心的满足而驱逐生活的沉闷乏味，我们被深深地震惊，乃是我们所不能直面或承受的孤独通过那具干尸显了形。希区柯克在《精神病患者》里再次运用了这个黑暗的绝望意象：凶杀不过是大众电影通常玩弄的吊胃口的花招，希区柯克高就高在他电影里的凶杀只是镜头传达的视觉导向，它慢慢将我们带向人本的孤独和绝望。

 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相似的针对性：现代都市涌动的人群中看似热闹喧哗的表象之下，游走着无数精神流亡和自我放逐的个体，他们自我边缘化，当无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时，个人自由反而变成一种精神枷锁。成为边缘人，要付出代价，因为他注定要以生命去挑战和承受孤独的重负，这在某种意义上重拾了希腊的悲剧精神，肯定了永恒的另一半。而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印象派的绘画，就不会再仅仅陶醉于马奈、雷诺阿等人描绘的城市休闲场景了，他们画面中那些身处酒吧、舞会中人，表情里总暗含一种深深厌倦，比如马奈《福利·贝热尔的吧台》，那个酒吧的女侍者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她目光空洞地看着眼前的人，眼前热闹的人群则是通过背后的镜子映照出来，而她的背影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按照焦点透视，镜子是不可能折射出这个角度来。她的正面形象在画里乃是一个诗意象征：一个自我放逐的巴黎幽魂，冷眼旁观地看着周遭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