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你去吗？”红衣女孩站在寝室门口。
“可能要去，你去吗？”白衣女孩坐在书桌前写着什么。
“不知道。不过他们说他家里还有迪吧里挂的那种镭射灯。音响打开，就和迪吧差不多了。”红衣女孩说。
“来，坐这里。” 白衣女孩抽出一根凳子递给红衣女孩，“去吧，见识一下。你听过他的课吗？”
“还没有，下个月有他的选修课。”红衣女孩说。
白衣女孩笑道：“前几节课不要错过了，他上课内容噱头可多啦。”
“什么噱头？”
“就是，就是，哎呀，跟你说吧。”白衣女孩招招手，红衣女孩把凳子移到她身边，她凑近红衣女孩耳朵说，“就是关于性。他说圆柱体就是男性符号，圆圈则代表女性。有一次，他上课来劲了，竟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并问第一排的女生，你们敢脱吗？大家觉得他的讲课方式很新奇，笑作一团。他把最里面衬衣的扣子解开几颗，露出赤裸的胸膛来。他扯着衣服说，男人能脱，女人是不敢在公共场合脱的。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问题，人从一出生就规定了男性什么做得，女性什么做不得……一支笔、一幢大楼在你眼中是什么？就是一个power，在哲学中称为菲勒斯，一个男性生殖器管的象征。大家不要笑，乳房是圆的，果实是圆的，原始维纳斯就是一个一个的圆圈组成。因为她象征生育，而现代的女性去隆胸，主要不是生孩子，是为了什么？对，满足男性的审美需要……性是一种生理需要，也是一种文化符号。福柯的《性史》，有人看过没有？就是对性作微观的分析，讨论权力问题。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在性爱的过程中，男上位和女上位，你们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位置关系？”
“这个他都问啊。”红衣女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嗨，更猛的在后面。他问了两遍，没人回答，大家都捂着嘴笑。他从讲台上跳下来，坐在第一排的课桌上，大声地说，这是一种权力关系，被动和主动的权力关系。过去欲望被禁锢在肉体中，而我们现代社会，要达到彻底的民主和自由，首先应当让性释放出来。看见大家没反应，他又继续说，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就是反对陈规陋习的一种极端形式。像你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都极为放纵自己，吸毒和性爱是他们的整个生活。但是，在我们周围，没人敢大胆直露地谈论自己的欲望。他兴奋起来，你猜他问我们什么啦？”
“他问什么啦？你快说啊。”
白衣女孩吐了吐舌头，“他问你们手淫过吗？请举手。”
“啊！”红衣女孩嘴巴张成了一个O字型。
“喏，当时我们人人嘴巴都像你这样。全都惊呆了，紧接着一些男生在后面小声地鬼笑。见没人敢举手，他则自己一脸坏笑地举起手说‘我就手淫过。’”
红衣女孩把头埋在白衣女孩肩上，惊笑得全身都在颤抖，“他真的说这话啊？真的吗？”
“我在课堂上，难道瞎编啊。”
“之后呢？”
“他又说了一大堆什么‘力必多’、‘菲勒斯’、‘性政治’这些术语，反正一堂课下来，大家都在笑。”
“你觉得他讲的内容有意义吗？”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搞艺术创作就是需要自由，不能被旧观念束缚住。但是他每节课都讲这些，又讲得那么直露，那就太无聊啦。” 白衣女孩抓了一把书桌上瓜子一边嗑一边说。
“他每节课都讲这些啊？”
“是啊，起初还有意思，大家都没这样上过课。可是到后来，他讲什么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思维就像夜空中到处飞舞的萤火虫，绕来绕去，最后又绕到性和权力问题上去了，而且他谈论起性来就滔滔不绝。” 白衣女孩说。
“他结婚了吗？”
“听他们说以前结过，离了，现在是光棍一个。说到这儿，他也有有趣的事情。”白衣女孩拍拍手上的瓜子壳，继续绘声绘色地讲道：“他和学校对面那个书店的女老板好过一段时间，据说是他不和她结婚。那个女人一怒之下，剪破了他从法国带回来的衣服、裤子、领带，还用红色的油漆在他家的墙上写着‘我要杀死你’，油漆滴下来，就像鲜血一样。”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从哪里听来的？”
“嗨，还不是他自己讲的。那段时间，他就像祥林嫂一样，谁到他家去玩，他就拉着自己的衣服给谁看。他把那些剪破的衣服缝合起来，继续穿，还炫耀自己的缝纫技巧。”
“是因为伤心吗？”
“谁知道呢。我觉得他是个乐天派，成天稀里糊涂的，把这些苦恼的事情当成行为艺术来看待。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一般人不同。” 白衣女孩高声笑着说。
“他脑子有问题吗？”
“没有吧。不过也不知道，我听别人说他在法国受了刺激。”
“什么刺激？”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吃午饭去吧。”有人探进头来招呼她们。她们站起身来，端起饭盒跟着走出去。
一只麻雀停落在白色的阳台栏杆上。它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奇地转动脑袋，打量四处的动静。它在栏杆上蹦跳了几步，停下来，偏着头看看阳台的顶檐，啄啄硬邦邦的栏杆。它的爪子灵活而牢固地抓着圆柱状的栏杆，当它俯下身子的时候，可以看见小小的屁股上柔软的灰褐色绒毛，而尾部的羽毛硬挺地翘在背上。
它掉转头来，发现有人在，翅膀微微扑腾了一下。可是那个家伙一动不动地落入躺椅里，于是，它从阳台正面飞到侧面的栏杆上，再度审视，喉咙里发出怀疑的喳喳声。
张大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瞅着这个小动物，它那自由自在的闲适让他满心欢喜。它有一个小巧的脑袋和圆滚滚的身子，松软地覆盖着灰褐色夹杂黑斑的羽毛，脖子上有一圈白色的绒毛，火柴棍一样细小的腿和爪子支撑着胖嘟嘟的身体。
它有点口渴，独自在阳光中飞行很容易疲倦，得稍微歇歇气。对面黑灰色的屋瓦上闪耀着金色的阳光，而这里很荫凉，最重要的是阳台角落那堆石头下有清凉的水，旁边有一大簇绿色的植物。上次，它和它的同伴来喝过。
它从栏杆上飞到那座假山旁，试探性地用细碎的步子在放置假山的浅底青花瓷盆边沿蹦跳着，不时警惕地抬头看看椅子上的人。等它确定一切都是安全的，就低下头，啄浅盆里的水喝。它是那么文雅，啄一口水，就仰起头津津有味地吞咽下去。
它愉快起来，小声地嘀咕着，在绿色的植物中蹦跳。泥红色的小嘴喙挑甩着花盆里泥土，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它就在白色的瓷盆边左右交替地擦擦嘴，喉咙里发出短促而细弱的声音，之后，它转动圆圆的黑色小眼睛惬意地望望四周，发出快活的喳喳声，轻快地飞走了。
张大同有些遗憾，他支起身子，目光追随着小鸟，直到它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明亮的天空中。
也许下次撒点米在阳台上，鸟儿们就会经常来了。张大同心里这样想着，它们总是在天空飞，很少在人生活的地方停留。它们胆小，一有风吹草动就惊飞起来。当然，人以前伤害过它们，用装有铁砂弹的猎枪捕杀麻雀吃。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
他重新懒洋洋地躺回帆布躺椅上，眯缝着眼睛，侧了侧身子。阳台对面是一个长久没人居住的小院，金黄色的阳光照耀着整个院子。黑色的屋瓦在阳光中变成蓝灰色，上面流泻着苍绿的青苔和带着白色小花的藤蔓，爬山虎悄无声息地涌上青灰砖的墙面，把房屋刚硬的直线变得柔软而厚实。从他这个角度，可以看见院子里东侧的门窗，深棕色的门木外有一扇白漆的铁栏防盗门，有些地方已经锈迹班驳。门右边的窗户后面挂着绛红色的布窗帘，布满一层灰的玻璃窗不知道被谁用指头在上面画了图案，不过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线条。庭院中间堆着几个写实的女裸体石雕，大概是废弃的，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哎，艺术，周围的人总愿意接受写实那一套。他有些气恼地想。
现在几点啦，他转过头看看屋里墙上的挂钟，三点二十分。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在他的家会举行一场party，中午他给了学生们四百块钱去街上买饮料和点心。
他们应该提前来准备准备。
不过现在还早着呢。
他吃力地坐起身，这个肚子，他拍拍自己那圆凸凸的肚子，就像刚才那只麻雀那样圆，可是远不及它灵巧啊。他自我解嘲地笑笑。曾经，他也灵巧如雀。
那是一次艺术家们的聚会，啤酒瓶像绿色的火炬一样握在手里，互相对碰，哐当得似乎要擦出火花来。“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在全国遍地开花，年轻的艺术家们都振臂高呼“要个性自由，要艺术民主”的口号。
他们把音响开到最大程度，大家在房里跳着慢三步。
他提着啤酒瓶站在桌子上，大声说道：“换音乐，换音乐！我们要贴面舞，艺术释放了，情感也要释放。”他的身子摇摇晃晃，就像要跨塌的比萨斜塔。他手在空中有力地随着音乐挥舞，不时揪着自己长长的头发，像拔沙土的萝卜一样想把自己从眩晕中拔出来。
有人担心他跌倒，试图把他拉下来，他胳膊一抡，把那人掀翻在沙发上，像狼一样嚎叫着，用含混的语气粗声叫道：“艺术就是一种精神释放……反传统……去他妈的专制，我们要崇尚悲剧的力量……哦，伤痕……艺术民主万岁”
人们发出阵阵哄笑，他更得意啦，把啤酒劈头盖脑地从头顶浇淋下来，喉咙里发出野兽一样呼哧呼哧的声音。他仰起湿淋淋的脸，上面盖着一绺一绺的头发，还在啪嗒啪嗒滴着水，他狠狠地把脸一抹，大声嚷嚷要给中国现代艺术更换新鲜血液。他脚一跺，把手上的啤酒瓶砰地摔在地上，玻璃碎片四溅。人群中一阵唏嘘，有人冲上去抱住他的腿，把他拖下来。他的手还在空中抓划，又有人过来搀扶着他，连拖带提地把他弄到另一间屋去。
“艺术家总是这样疯狂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耳朵边问。
他回过头，看到一张亮丽的脸，正朝他微笑。他心咯噔一跳。不，我没醉。他听见自己说。
“即便醉了，也很有艺术家的气质，我喜欢。”她把透明的玻璃杯举起来，摇摇里面金黄色的液体，示意要和他碰杯。
他抓起半瓶啤酒，举起来，说不好意思，瓶子碰杯子。他尽量轻轻地碰那轻薄胎体的玻璃杯，玻璃之间还是发出清脆的一声鸣响。
叶芝。她的名字。
呵！与爱尔兰伟大诗人一样的名字。
她笑起来，他还给她吟了一句诗人的诗：
我听见老而又老的群叟
说：“凡美丽的终必漂走
如急湍”
她用美丽的眼睛瞧着他说：“有些伤感。”
她说她不是搞艺术的，听朋友说艺术家的聚会很有意思，好奇跟着来看看。她还说：“刚才你和他们谈论艺术，我一直在旁边听，你很有个人想法。让我对中国现代艺术家有点了解了。”
后来，他请她跳了一曲舞。漂浮中，他舞步优雅，她说被他带着在舞池旋转，脚像是踩在软和的棉絮上，身体如同柳枝在微风中飞扬。
他们之后经常见面，他激情高昂地给她讲中国现代艺术，讲艺术的自由和民主，而她总是带着崇拜的神情那样专注地看着他。
她成为了他的妻子，还有了一个女儿。
电话铃响起，张大同双手撑着躺椅扶手站起来。
系上一个研究生，来询问他出国留学的事情。
他细心地对着电话作了解答，可是电话那边老是否定他的提议，他有些不耐烦地想，既然自己都做出肯定的决定了，还来咨询他干嘛。
仍然没有结束谈话。他的手指无聊地在电话机旁那台旧式打字机按键上按动，发出嗒嗒嗒的弹动声。
电话那边说有杂音，听不清，并不停地发出啊喔哦的疑问词。不知道为什么，他胸口有团怒气涌上来，努力憋着。等到终于搁下电话的时候，他憋在胸腔里的怒气，变成了一声叹息。
为什么大家都想着要出国呢？
他重新躺下来。
太阳转阴了，阳光似乎钻到地下去了，空气暖烘烘的，没有风，发闷。
双手都托着那么高一叠盘子，开门只能用脚。手一直没停歇过，收拾了桌上的杯盘，又在洗碗槽里一个接一个的冲洗，耳朵总能听见老板催促的声音，“快点，快点。”一天三、四个小时的睡眠，走路都在打瞌睡。每天最不情愿的就是在闹铃声中睁开眼睛。
女人！要不是为了她，他怎么会辞去美术杂志编辑的职务，冲动地跑到法国来。
她公派来法国念书，两年后，就提出和他离婚。那该死的有钱的法国佬，还要带走他的女儿！
他起初是愤怒，可那又怎样，她的语气是那样坚决。他哀求她，抛下国内发展顺利的事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想让她回心转意。交谈了几次，都不成功，他跑到她住的公寓路上拦住她的车。她倒是学会了法国那种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穿着时髦的巴黎时装，坐在三开门的黑色轿车里，像是和老朋友告别一样，用有条不紊的语气跟他讲离婚的条件。
她那故作姿态的优雅激怒了他，他恨恨扇了她一耳光，那法国男人竟叫来了警察。他像一只小鸡一样被两个高大男人挟走，他的腿在空中愤怒地踢着，用中国的脏话乱骂，可惜只有那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才听得懂。法语怎么骂？不知道！真他妈的不解恨，愤怒和屈辱在他胸口燃烧，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成了丧家之犬，呆在哪里都如同一张枯黄的落叶在寒风中飘荡。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基督重临》在他耳朵带着嘲笑的口吻反复吟唱。
在法国简陋的小房间里，他无所事事地在床上磨蹭了半个多月。最后，他决定去找一份工作，站在镜子前，被自己颓丧的形象吓了一大跳。
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法国是一个很苛刻的国家，尤其是对法语不够流利的人。在国内，他是小有名气的美术杂志编辑，到了法国，专长不能发挥，而且一个黄种人很难融入主流社会。那些白人虽然表面上很客气，其实骨子里非常歧视亚洲人。
他突然觉得十分惶恐，生存，如何生存？
在两家餐厅里兼职。法国人用一次餐要很多盘子，他两手都顶着高高的一叠杯盘，还要小心不能打碎。洗碗槽边总是堆着小山一样高的盘子、杯子、叉子、勺子，他要洗净它们，而且要擦得锃亮。接订餐电话，得把人家要的东西记下来，要简写，并写出单价和总价。起初，那么多的菜名是记不住的，得掌握简写和记价的窍门。回到房里累得倒床就睡，第二天起床，肩膀酸痛得抬不起来。
生活还得继续。
一天晚上他在河边停步。河面升腾起一层青灰色的雾，对岸的树木光秃秃地在寒风中发抖。不远处有一排酒吧，霓虹灯映在河里像是在燃烧。他想起从前在国内激情燃烧的生活，和艺术家侃侃而谈，他们称赞他是艺术圈的精神领袖；在聚会中，他拥抱着年轻的女孩翩翩起舞，引起朋友们的嫉妒。这有什么意义呢？过去他的那些微薄的成就对于现在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像个游魂一样得过且过。没有朋友，没有事业，没有自己的家。他失魂落魄地从河边的步梯一步一步走下去，并没决定要干什么，也许只是漫无目的地走走，只是随便走走而已。冰冷刺骨的河水使他猛地从恍惚中惊醒过来，他发现膝盖以下全浸泡在水里。哦，我的天，他喊道，这真是愚蠢。同时他很憎恨自己：连这个勇气也没有。他惊慌失措地从河里跳回岸上，凛冽的寒风使他冷得发抖。他奔跑回住处，在被窝里捂了好久才回过神来。这太荒唐了，不是么？他望着扔在地上湿漉漉的裤子，像是抽了筋的臭皮囊，不禁又打了个冷战，寒意再一次从腿下涌上来。
偶尔也会去酒吧坐坐。酒吧门口有一辆红色耀眼的汽车，天花板上钉着车罩，并悬挂着黑色的轮胎和交通指示牌。爵士乐队很卖力的在巴掌那么大的舞台上表演着，他和其它人一样，自我陶醉地打着拍子，摇头跺脚晃动身体。只有这个时候，他是最舒畅的，音乐让他激动，并且很发泄。
在那里，他曾遇到一个亚洲女人，交谈后知道她是日本留学生，他们漫无边际地用法语聊天，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共同话题——文化身份的认同。有一次，她站起来去卫生间，从一群站着投掷飞镖的法国男人身旁穿过，她瘦弱的身体在那些高大粗壮的人群中，就像一根快要熄火的灯芯。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游离了躯壳，附在那具单薄的身体上，眼睛竟有些发潮。等她重新座回位置，他对她说了一些温暖而关切的话，她有些不解地望着他。后来，她跟他来到他的房间。在那张狭窄的床上，他抚摸着她瘦小的乳房，孱弱的胸口下仿佛躲着另一个小小的生命，正在强有力地跳动，跳得他心里发酸。他用颤抖的手指在她身体上游走，薄薄的皮肤下是均匀细致的骨架，柔弱的身体却像火一样滚烫，他怜惜地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顺从地靠着他，用湿润的嘴唇亲吻他的脸。呵，那温暖的身躯，像是蜷在他胸怀里刚刚抽蕊的花骨朵，让他充满了安全和舒适。尽管他不了解她，一点也不了解，可是，此刻，他觉得她像是镜子，照出自己的灵魂，多想能永远贴紧她，他多想啊！
在晨光中，她竟有几分羞涩，遮遮掩掩地穿上衣服。她说要走了，却站着没动，望着他。他凝视着这个女人，她娇小的身躯靠着那张旧书桌，蜡黄的脸上有很多褐色的雀斑，颧骨高耸，眼圈微微发黑。他眼前突然浮现出叶芝那张亮丽的脸，这使他心里一阵紧缩，接着反胃似的难受。他斜倚在床上，没有动。那女人下意识地把头一仰，脸上浮出一丝尴尬的浅笑，转身朝门边走去。
我的生活，他想，如同泡在劣质显影剂里的相纸，呈现的图像总是模糊的。
他决定混个文凭。打听了一番，就他本身所学的艺术史专业，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容易拿到手，他托朋友联系了一所学校。真正拥有学生身份的时候，发现那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天休息的时间太少了，工作、学习，工作、学习，他已经把自己磨练成一个训练有素的机器人：太困啦！闭着眼睛收拾桌上的盘子，然后两手托着盘子用脚推开厨房门又关上，飞快地瞟一眼，又继续闭上眼睛。
有一次他回到简陋的住处，看到住在隔壁那个加拿大女孩被人用担架抬出来。她得了抑郁症，在房间里关了一个星期，不吃不喝，最后连屎尿都拉在床上。他目送救护车远去，在门口呆站良久。抑郁症——呵，现代人的通病，尤其是异国他乡的游子。朋友倒是很多，读书、工作、失业、更换工作，流动性特别大，交情都很浅薄，没有人有心思来真正关心你。有时候他也是在床上一连躺好几天，懒得吃饭，只在枕头边搁几袋土豆片。生存真是个负担，但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
锐利的锋芒早已经磨平，他已经斗志全无。即便有了一个文凭，要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是很困难。回国吧。法国留学归来，国内的情势和他走之前变化了很多，不过他是“海龟派”，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在一个先锋艺术杂志找了份工作，当年那些匍匐在他脚下的青头愣子现在成了他的上司，对他指手划脚。换工作，越换他越没有自信，大家发现他并没有什么真本事，稀里糊涂地过日子，都看白了他。在国内不可能再去刷盘子吧，怎么颓废成这样，他捶打自己的脑袋，连他母亲也骂他是个没出息的家伙，甚至揪出他的旧伤——老婆跑了活该！但她却每个月向他伸手要钱。女人全她妈的是些铁石心肠的势利小人！他在心里狠狠咒骂着。
命运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L市的美术学院史论系给他寄来一封信函，聘请他去教授艺术史论的课程。他决定重新做人。能么？能！——他一下变得斗志昂扬，学校周围的餐馆、酒吧，只要听到有人在激情高涨地挥着拳头大谈学术，回头看，准是他。课堂上，他讲现代艺术思潮，大吹特吹尼采、辐柯，批判西方主流文化、权力话语，传播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思想，讲得学生一头雾水，只因他一知半解，并且缺乏逻辑性。但他那满腔的激情使大家相信，西方当代的哲学思想和后现代文化一样，是零散的、片断的。夜深了，只有他书房的窗户还亮着，那是他在埋头翻译。终于评了个教授职称，他松了口气，开始计算还有几年退休。
有人开始在背后悄悄议论他不学无术，在课堂上瞎扯。系里那帮家伙甚至怀疑他的法国文学硕士学位是假文凭，还根据他讲述的国外艰辛生活，推算他一天兼职几份，时间都花在打工挣钱上，根本就没时间念书。这帮小国寡民的愚蠢家伙，自己没出去留学，还来推己度人，他在心里暗骂，并把那张学位证书到处给人看。他继续在课堂上鼓吹性解放，邀请学生在家里召开周末party，于是有人在校园网上发帖子，称他是流氓教授。他拍着日益鼓起的肚子，满不在乎地想，在国外那么多大风大浪都经历了，怕什么？我就是来养老的。
门铃响啦。他快步迎上去开门，前面两个女学生提着大袋小包的东西走进厨房里，后面两个男学生抬着一箱啤酒。他们的脸都红通通的，一股鲜活的年轻气息扑面而来。
他指挥他们把啤酒搬进客厅，给餐桌铺上碎花桌布，用精美的盘子装糕点。
“
“那当然，
“现在我们要用板子把窗户遮起来吗？” 另一个女学生拿着一叠板子问。
“急什么，现在遮起来不全黑了吗？”皮肤黝黑的男生走过去把她手上的板子挪到墙角。
“这个真隔音吗？”
“上次我们试了的，没有邻居来敲门。”男生看了看正在厨房里的张大同，低声对女生说：“去年我们在
“结果呢？”
“晚会就只能作罢了。” 他俯在她耳朵低声说：“还有上次的迎新晚会，先在系里开，后来，
“怪不得这几个星期都没见
“
“
“估计也知道吧，不过他挺爱热闹的。”
张大同和这四个学生坐在客厅聊天，一个女生在兴致勃勃地讲着她在网上冲浪的趣事。年轻人总是这样充满活力，张大同心想，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活泼多少是不同的。法国人有发达国家的优越感，即便是在那边长大的亚洲人也是如此。来到中国个个神气十足，吹嘘自己在国外混得如何如何。其实白人骨子里是歧视黄种人的，即便有法国国籍又怎样，他们还是痛恨自己是亚洲人，恨不能把自己黄色的皮肤剥去换成白色的。他最清楚他们在白人社会中的地位，哼，也只有回来神气！
西蒙·勒·阿贝拉，法国人的名字，五岁以前都叫张小叶——他的女儿。十多年没见，她回国来看他。十八岁啦，个子不高。起初，他满怀热情地用父亲的胸怀来拥抱她，亲切地叫她——我的小叶。她没反应，接着说，大家都叫我阿贝拉。她用法国人的礼节贴了贴他的脸颊，眼睛里没有他所期待的东西。当然，他们十多年没见面了，对他陌生是正常的。他为她准备礼物，费了他不少心思。贵重玩意儿，想必她是见得多的，她白人继父有的是钱。小时候她喜欢看天上的风筝，于是，他兴高采烈地为她做了一个风筝，准备带她到江边去放风筝。刮青篾条的时候，手笨，竟把手指割破了，贴上创可贴竟然还渗出那么多血来，只得到医务室去包扎。在风筝上画画，他练习了一个多星期，总不满意。制作过程中，他总是想象着她拿到风筝高兴的表情。小时候他抱着她，她总是用胖乎乎的手指指着天上的风筝，咯咯地笑。后来他回家给她做了一个，她拿着多高兴啊，他们一家人在河边奔跑着……
当他把风筝递到她面前，她吻了吻他的额头，礼貌地说了声谢谢，却并没有露出他所期待的笑容来。当然，以前她太小，童年的记忆不太深刻。
他带她去看乐山大佛，兴致勃勃地告诉她，这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像，她努努嘴说：“不过就是一堆石头罢。” 他又带她去文殊院，向她介绍这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她看着络绎不绝的香客，皱着眉头说：“中国的寺庙像是法国穷人的集市，巴黎圣母院比它壮观得多。”
他和女儿一共呆了三天。叶芝来接她。之前小叶，哦，不，应该叫阿贝拉，是她外婆送来的，叶芝一直没露面。这娘们竟然风韵犹存，看得出精心保养，哈哈，不过脸上也有皱纹啦，半老徐娘一个，早晚会被抛弃的。
她只把我当成一个男人，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讲，哈哈，在法国奶酪吃太多，不像她妈那么苗条，五官也不及她妈精致，长得就跟我现在一样。她是典型的外黄内白的香蕉人！
“知道为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吗？那是中国人甘愿把自己当成他者。”他突然大声插话道，“那些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亚洲人，面对西方经常处于无根状态，回国面对东方人却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尝到甜头的香蕉人却认为这是文化多元化的结果，根本不知道这是西方的政治策略，殖民文化入侵的结果！”
一个女生悄悄地拉拉另一个女生的衣角，低声说：“他又在演讲了。”
“女人为什么隆胸、整容？”他瞅着这两个女学生，见她们低着头笑，又继续说，“投合大众审美需要，方便傍个大款。女权运动是知识精英摇旗呐喊的事情，而一般平民大众，她们要的是什么？物质。她们投合的就是男权中心，与女权运动所提倡的毫无关系。”
他竖起一根指头高声说：“这是象征男性的菲勒斯，坚不可摧，几千年的文明历史都围绕着他书写。现在我们要推翻他，用西方女权主义那套行不通的。可是文化批判需要它。”
“
“那是西方的东西。对中国来说，还有更复杂的东西。”张大同说。
“更复杂的东西是什么啊？”那女生又问。她身旁的女生用脚踢了踢她，示意她不要继续追问，他一说下去，准没完。
“后殖民啊。”张大同在座位上挪了挪位置，“身份，知道吗？身份问题。”他的声调一声一声高亢起来，那双总是眯成缝的眼睛竟瞪得圆圆的。“中国人在第一世界国家甘愿把自己当成他者，女人也甘愿把自己当成男权文化中的他者，傍个大款，嫁个有钱人，自我堕落，自我异化！”他把自己的衬衣扯过来，给他们看，背上靠右侧有一条长长的口子，被细细的针脚缝合好。
皮肤黝黑的男生帮着解释说：“这是
张大同笑道：“可以当成一次行为艺术，梅杜莎的狂笑诞生了这次行为。女权运动争取的东西就是这个。”
除了那个男生在笑，大家又一头雾水了，他也不解释，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这时门铃响了，一群男女学生涌进来，一个红衣女孩笑着说，老师好。张大同乐呵呵地引领着他们。
音乐、灯光，他的房间成了一个梦幻的舞场。
年轻人们在那里疯着、闹着，提着啤酒互相对碰。激光射灯拧开了，有人激动地尖叫起来，音乐变成了快节奏的摇滚，男男女女站在舞池中间兴奋地扭动着身子。他笑眯眯地坐在椅子上瞧着他们，旋转的灯光、无忧无虑的快活，使他身体飘忽起来，一种久违了的幸福感在他心里慢慢点燃。他仿佛看见从前的她站在舞池中央端着酒杯向他招手，阿娜多姿，风情万种，一股温暖的东西在他身体内翻滚起来。
生活多么美好！“中国万岁！”——张大同举着杯子突然大声喊道。
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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