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广如 《万物》 材料:陶 2014年
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是各大美术院校的毕业生作品展览季。所谓毕业展,是一个学生把几年的学习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呈现在公众面前,既是对自我的总结,也是各大美术院校的教学成果的汇总。进几年的美术院校毕业展有一下几个特点:
一是画廊的介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画廊、拍卖公司陆续出现,尤其是2000年以后,画廊越来越多。画廊干脆直接到各大美术院校挑选作品,对于作品还没有接触艺术市场,或者还没有达到一定名气的学生来说,画廊挑中某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一次性购买或者直接签约合作,成为这两年的常见现象。有人开玩笑说,画廊首先问是什么学校的,最受人欢迎的是四川美术学院。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在未毕业之前,就已经被画廊代理,在学校已经是小明星式的人物。“杨家小女初长成,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画廊带着捕获猎物一样的嗅觉,早已从深闺里将甚至还未长成的艺术家暴露在公众面前。而年轻艺术家“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况也渐渐消失,大多数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甚至不乏有很好的社交能力和口才,周旋于艺术市场和画廊之间。当然,这无疑是对那些刚进入美术院校的师弟师妹们追求艺术梦想是一种鼓励,但是当市场运作方式越来越介入高校的教学成果展,年轻艺术家创作的纯粹性就会出现问题。比如中央美院前几年都会出现变形金刚的题材,它在展示前就已经是某画廊的订单。制作成本费非常昂贵,动辄就是几万,以至于学生的口头禅竟成了,我的作品不出效果,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某某人的作品好,是因为花了几千、上万做出那样的效果。艺术成为靠视觉体量来引起注意,即景式的展示方式和创作思维在渐渐代替远景式的反思与争论。作品中的思想内涵或者创造力被视觉冲击力取代。虽然自由的表达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博弈关系,但往往陈规模式最后取胜。从每年的毕业展来看,吸人眼球的都是雕塑、装置,绘画总是很惨淡地缩在墙角落。似乎无色情无暴力无视觉无体量无噱头就不能引起关注。
二是评奖体系。高校每年会评出毕业奖,还有其它一些基金组织的奖项。获得这些奖本意是鼓励学生继续创作。但是评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忽视其弊端。可能在展览结束之后,画廊或其它商业机构就直接购买作品,或者成为画廊直接代理某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毕业展成了可以戴上光环的机会,但是它也成为一种标准。各大高校有自身的文化选择,尽管都高举艺术创新,推出新人,但是在评奖体系中,还是有一个高校自身的学术标准问题。这使得评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扼杀了艺术的多元化。比如中央美院每年毕业展,会出现一些非常有想法又真诚的作品,但是最后无一例外都被排斥在奖项之外。而获奖者,往往遵循一个共同的规则:作品完整、讲究技术性、视觉上有冲击力。像今年获奖的某件作品,内容和形式已经陈旧之极,还在延续艳俗的单线性叙事思维,在创新性和思想的深度上都是值得打问号的。那么像这样的作品获奖,无疑于立范,对于后面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创造力的禁锢。学术的自由开放谈何容易,里面纠合着商业的介入、学院派传统的顽固。这只能培养出思维单一的头脑,而这种类型的学生往往对技法非常偏好,表面上看像一件当代艺术,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延续的是九十年代初期的线性叙事。而对当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其作品里找不到痕迹。这类学生往往局限在单一的专业思维中,在自身的文化修养上一贫如洗。他掌握的只是学院派标准,研究的也是这些东西。对世界的观察通过技艺表现出来,只是艺术创作的后半部分,如果没有敏感的洞察力,不是以一个生活在大地之上的血肉之躯去捕捉细微而独特的变化,那么他头脑中生成的只可能是既定的秩序、概念、陈规。很多人做的东西看上去挺像当代艺术,但“像”并不等于“是”,形式上的像,就像聊斋里的画皮,剥掉皮囊之后,还是一些陈旧的东西。大部分美术院校的学生并不知道作为一个艺术家意味着什么?我曾经作过一个实验,大一的新生入校,在课堂上问,今后要做艺术家的同学请举手。几乎全都把手举起来。而越到高年级,举手的同学就越少,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几乎就没有同学将手举起来。和学生聊天,也更多的是找工作的苦恼和理想失落的苦闷。很多学校是在毕业上狠抓就业率的指标,甚至将毕业生就业当成是高校的教学目标。很多的教学都为此进行了调整。能带来更高工资水平的专业成为学生填志愿时的选择,学习知识是为了获取专业技能。思想是自由的,但思想能变成新技术,变成财富,国家才会投资,教育被产业化。抱着这种单一的专业想法,最后艺术就只是炫耀技术。当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理论性较强的东西,可能大部分学生都趴在桌上睡觉,或者玩手机。而经典的东西就更不谈了,他们其实未必知道,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使他们形成了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技术性能对人的规训。按照这种工具理性来获取知识,最后的结果就是专业人才替代知识精英。尤其是高校都推行评教体系,这使得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为了博人眼球,教学往往在妥协。哈耶克曾经在《通往奴役之路》上描述了当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状态,可谓一针见血:“造成人们对保障的追求比对自由的热爱更日趋强烈。随着每一次把完全的保障赐予某一个集团,其余的人的不安全感必然增加,长此以往,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此时给人以地为和身份不再是自立,而是由保障,一个年轻人领得年薪的权利比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
三是创新的悖论。不仅仅是艺术圈,在整个当代中国,创新一次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事关国家走向未来,技术创新提高到国家层面。比如高校的学术研究变成“项目申请”,申请项目需要有新意,有创新意识。但我们看到图书市场发行的学术书籍,还是陈旧的东西占绝大多数。越是提倡创新,就越是扼杀创新。对于艺术创作也是如此,经典被排斥为落后,大家对知识的获取更多的是网络式的阅读,真正净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有的学生在学校四年,进图书馆的次数十个手指头还用不完。宁可看电视版的《水浒传》,也不愿意花时间看书;宁可听百家讲坛,也不愿意翻开原著来细读。这种走捷径式的追求创新,何来经验所谈。创新不是一个规定的结果,而是不断试错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艺术的创造性思维会不断地调整。艺术在没有得到公众认可之前,往往是非常脆弱的。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有想法的学生,论文全是自己的感受,但是因为文字表述上的欠缺,而成为众矢之的。而那些剪刀加浆糊的学生,都因为符合学术写作规范,拿到奖项。学术写作规范固然重要,但对于实践型的年轻艺术家,重要的是对自己创作的表述,论文就相当于作品的结晶体,而不是一种普遍性标准的简单罗列。毕业答辩老师的质疑,学院式的标准可能轻易就灭掉了一个学生刚生长出来的想法。以自由之名扼杀自由,以创新之名压制创新,而这种扼杀和压制又是隐藏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创新不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对象,而是充满着缝隙和可能性。人习惯选择性地失忆,这是创新的最大敌人。
正如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写的:“世界急于杀死、打碎的是勇敢、善良、仁慈的人”,悲剧的结局是必然的。说得好生凄凉,但别忘了他还有一句更重要的“在破碎处站起来的就是硬汉”,而硬汉首先必须具备承受磨难的毅力和不怕失败的决定。无论是走向毕业的学生,还是那些在艺术圈拼搏的年轻艺术家们,如果意识不到人的局限性,意识不到人是向死而生的,即便“早有蜻蜓立上角”,只有批量化生产的艺术,那么作品必然是谄媚而缺乏思想的洞察力。
——已发表于《东方艺术大家》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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