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个传播的时代。

网络传播的高覆盖率决定了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人物所受到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尽管很可能只能在显示屏上维持很短的时间，但是它在视网膜上留下的残留物仍然是影响深远，并左右我们的决策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看似丰富多样、自由选择的知识海洋中，却是非常单调的传播模式，它生产和制造繁荣的知识表象，让我们以为来到了一个真正大众民主抉择的时代。

一个展览我们除了根据现场的亲身体验得出各种视觉心理体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受到微信朋友圈里的“刷屏”的诱惑，这是一股难以抗拒的传播力量，当我们在某一天看到某一个媒体链接，或者现场拍照刷屏率如此高时，我们很难抗拒手指对屏幕的触点。“刷屏”最初有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叫“洗屏”，指的是在网络的公共平台上，在短时间内，某人发送大量重复或无意义的信息内容，使我们的阅读产生障碍。很快，这个类似于恶作剧的行为受到了“聪明人”的有效利用，比如对艺术领域而言，今天的展览是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网络的点击率，我们把视觉体验的丰富性干掉，用数字量化我们的感受意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刷·新——当代艺术展”的命名与今天网络传播的方式不谋而合。提出这一个命题非常有意思，策展人吕旗彰认为：“‘刷新’是网络术语，它很有爆发力。它就像是在厚重却沉闷的老墙上的一次翻新，它并不是把墙推倒，把固有的传统推翻，它更像是对迂腐的挑战与创新而别开生面。‘刷’是一个动作，一种创作方式的象声词，更是实验行动的宣言。‘新’是一个面貌，一种创作实践达到的格局与境界，更是当代艺术精神的实质。”首先，这个展览昭显了今天任何一个展览的勃勃野心，希望能将之前的一切覆盖掉。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已经制造出这样一个神话，颠覆式的、革命性的，风格、样式的花样翻新，虽然没有进入网络，但它的思维模式绝对是要对艺术史的写作进行刷屏式的覆盖。但要警惕“造神”的宏大叙事。其次是对于创新的理解。艺术家们在这两年突然发现创新的焦虑不仅仅来自创作本身，可能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一个展览是否有效的问题？何以理解有效性一词：一方面当然是艺术史本身的上下文关系，另一方面与我们的消费时代息息相关。创作艺术作品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作品面世之后有没有收藏家、收藏机构、美术馆、大牌的策展人、牛逼的媒体等等关注，展览结束后，投入与回报之间的数字量化关系是什么？在今天，知识界对传播仅仅局限在博取浅表眼球效应批判呼声很高，但是，每当一个单子式的艺术个体出现，它就是试图利用网络传播时代推崇的以最高的覆盖率去压倒对方的野心。

伟大的思想家费耶阿本德曾在《征服丰富性：抽象与存在丰富性之间的斗争故事》一书中提出人类的理性就是将各种丰富性归纳为各种模式，抽象为各种规律，使其变成人类理性的需要，并且所有文明在这点上都是类似的，就是征服丰富性。费耶阿本德说：“这些丰富的内容，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影响了我们的心灵。这是一件幸事，而不是一个缺憾。”也就是说，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是在各种趋利避害的选择性中来形成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文明认知，费耶阿本德提醒大家希望不要用一种单一的方法来认知世界。然而，到了后工业社会，清除非本质的细节内容全都变成了事实。“刷屏”就是干掉丰富性，将人类文明的细节全部抽离掉，剩下一种垄断的单一样式。

我们往往只看到时代其乐融融的交际场合，不假思索地接受时代所给予的意识形态，人人都被内心某种不可名状的急切所催促，你追我赶，不断更新。“就像有一种药剂在体内作怪，使他们不再能平静地呼吸，他们心怀鬼胎地向前猛冲，就像烙着三M——Moment（即刻），Meinung（舆论），Moden（时尚）——印记的奴隶。”（尼采） 然而，对于艺术来说，它并不是完全与时代完全平行的。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刷·新——当代艺术展”，我们需要提出几个追问：第一，刷新的是艺术理念，还是刷新的传播信息的媒介——各种网络显示屏？第二，刷新的是艺术语言方式，还是艺术圈的社交关系网络？第三，刷新的是艺术面对当代文化语境所变化的思维逻辑，还是艺术家参展的名单以及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览，来进一步思考图像消费时代的艺术审美应该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