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关于女性的艺术展览，或者关于女性话题的文章出来。就跟双十一网上商城要打折一样，成了一个条件反射。“三·八妇女节”中的妇女二字，毛时代产生了妇女这个概念，妇女二字在人的印象里首先就是那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已婚妇人，农村合作社的大妈，即便是花样少女，也通通以妇女称谓。毛时代过去了，还一直沿用妇女来指陈所有年龄阶段的女性。消费时代可不买这笔帐，它的销售策略直接跨过陈旧的政治规定，抓住女性的消费心理：直到无论什么年龄阶段的娘儿们都爱美，都喜欢像女王那样被人仰视，今年无论网上商城、还是实体店，即便是交水电费的网站，只要是涉及付费的领域，所有的招牌亮出来的都是女王节、女神节。你别说，这个名词一更改，对女性心理真管用，尤其是内衣，借助粉红经济效应销售额幅度大大升高。对于毛时代的妇女来说，内衣只是一件贴身衣服的概念，消费时代，内衣则被铺天盖地的广告诠释为性感。“乳沟就像时间那样是挤出来的。”我们在所有关于女神、女王的艺术图像上，还很少看到平胸的形象。因为女神和女王这两个词不是原生于汉语，是外来词，欧洲对女性的胸就像中国对女性的小脚一样，尺寸上的要求被内化为特定的文化规定，不可逆。所以当我们将“三·八妇女节”改为“三·八女王节”或者“女神节”时，已经被深深打上文化意识形态烙印的这些词语便变成了购物心理指南，直接与消费策略遥相呼应。

正好翻到克莱尔·吉根的一个短篇小说《在水边》，里面有一段写到主人公回忆自己的外祖母，外祖母刚结婚时，求丈夫能带她去看一眼大西洋。可是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没有人来养猪，猪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后来丈夫终于带她去看了，却只给她一小时的时间，她在约定的时间超过了五分钟，差点被丈夫扔下。外祖母后来告诉主人公，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她绝不会再爬进那辆车。她宁愿变成站街女也不愿回家。她给他生了九个孩子。他问是什么让她回去的时候，她的回答似乎，“那就是我生活的时代，那是我的信念。我以为我没有选择。”

是啊，我们总是在时间逝去了之后追忆从前的某个决定，觉得当时应该做另外一种选择。可是历史时间总在自以为是的清醒意识之前为自己做出了选择。就像弗罗斯特在那首著名的诗里所写的，林子中有两条路，但我只能我选择其中一条，当我选择了其中一条，另外一条就变成我终生的遗憾和向往。

选择有时候不是靠个体对未来的推测做出决定，往往它受制于生活时代所给予的主流价值认同感，正如《在水边》的外祖母所说的那样，是隐匿在个体身后那个大的文化时代给了她选择的结果，即便人生重来一次，只要时代的价值认同体系没有发生变化，她仍然是选择爬回丈夫的车，回去继续生孩子。

在中国谈论女性权利有时显得有几分滑稽也是如此，先是借解放妇女，来呼应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成果；然后毛时代妇女解放混同于社会主义革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开始反省女性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现状，继而肯定性别差异性。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处于大时代的转型，儒家伦理崩塌，脱离了制度的常规，这个大时代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无论政治制度还是思想观念都没有定型，选择越来越多，但都充满风险。女性要自由，但拉娜出走后怎么办？鲁迅提出这个追问，至今仍然在找答案，即便今天拉娜可以出去找工作，变成所谓经济独立的女性，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独立，实体所要依托的精神价值体系是没有根的，过去这个根是父权家族，晚清到民国之后，整个儒家被连根拔起，我们所获得的自由是流浪式的自由，无根的浮萍，缺乏竞争力。而精神的空虚，信仰的匮缺到最后反而使这种自由变成了自我囚困的牢笼。选择看上去是个体的自主行为，但当它不能解决人的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信仰时，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